斗岛 自由的飞鸟

孝敬值得被孝敬的父母是美德；对不可能永远正确的父母搞一味的投降主义和顺从主义是愚昧。

真正爱子女的开明父母，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块这样的货色。

我相信她听懂了我的话。

道别了这位淳朴善良的山村女教师，我从村里雇佣了一辆马车，便驮着我们的行李和装病的芦雅赶去了县城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被马夫送到了县城医院门口。

我给了车夫100元，匆匆将他打发回去了。

看着车夫的马车走远，芦雅这才止住了哼哼嗨嗨的装病模样，抱着伊凉开心地跳起来。

我找了辆出租车，然后去了汽车站，连夜奔向了省会昆明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在昆明市的一家宾馆起床后，分别去了农业、建设、商业三家银行，分流存储了500万人民币现金，然后再通过中国银行转账，汇集成40万美金。

从这两个数字，就可以看出两个国家。

接下来直奔机场，买了昆明飞往日本东京的三张机票。

晚上，当我坐在距离大地一万两千米的客机上，芦雅和伊凉已经兴奋了一天，她们俩这会儿头挨着头睡熟了。

客机窗外，一堆堆的星星友好地眨着眼睛，仿佛要告诉第一次坐飞机的乘客，今夜不会有恶劣天气。

当飞机跨越中国东海的时候，我也迷迷糊糊闭上了眼睛。

次日清晨，我们在东京机场准时降落。

走出机舱，一股清凉的海风扑鼻迎来。

机场四处平坦开阔，五两托运行李的平板电车，沿着行驶线缓缓擦过，毫不在意一架庞然大物降落在身边。

我让芦雅和伊凉裹紧衣服，随我走了出去。

我第一次看到日本的首都，这里更像一座密不透风的水泥森林。

这趟赶来日本，我并未提前告知杜莫，现在我还不想给他打电话，于是便拨通了池春在日本的手机电话。

“莫西摩西，奥麻伊哇……”

一句甜润的女人声，瞬间传进了我的耳朵。

激荡起来的记忆告诉我，这是池春的声音。

不等对方说完，我平静而淡淡地说“It’s－me.”

电话那端停顿了一下，紧接着传来了女人的抽泣声。

“我在东京机场，你开一辆私家车过来，只你一人。”

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

十五分钟之后，一辆崭新的绿色三菱商务车停在了机场门口。

芦雅远远地就看出了车内那个戴咖啡色墨镜的时尚靓丽女性，正是大家想念的池春。

我一眼就能看出，池春开来的这辆汽车，不是她平时的日用车。

她知道我是一个“不安分”

的男人，猜到我这趟来日本并非简单的看望她。